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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統治階級意志在中國墮胎法律中的體現

作者:未知

  【摘 要】 在墮胎法中,除了人們普遍關注的婦女權利和胎兒權利間的保護與沖突問題外,統治家階級的意志、國家的權力也在其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從中國古代到近現代再到現代,因統治階級意志的不同體現了不同的時代印記。統治階級通過國家權力將自己意志滲透到國家法律,逐步形成了極具鮮明的中國特色的墮胎法律。
  【關鍵詞】 中國 墮胎法 統治階級 意志 權利 權力
  一、前言
  墮胎作為一種客觀行為存在于社會生活中,它是一場關于生命的抉擇。我們難以單純的從一個角度出發,對墮胎這種行為進行評價。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存在的社會現象,其還涉及到了道德、倫理、法律、人權等問題。還是一場權利之間的對弈,道德與法律間的碰撞。世界各國因國家統治階級的意志的不同,在墮胎這一問題的法律規定上呈現出了較大的差異。從中國墮胎立法的變遷來看,國家權力的滲透無處不在,其制定、修改和廢除都與當時的統治階級意志密切相關。
  二、在中國古代墮胎法律中的體現
  在中國古代,統治者在治理國家中多以“德”為標榜,漢朝時期采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儒學成為中國社會中的正統思想。在唐朝法律中更是將儒家禮教融合到了極致,在唐律疏議名例中寫到:“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儒家綱常倫理道德禮教在法律中適用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是為了更好維護其統治。對于婦女自己墮胎的行為在通常意義上雖會遭遇人們議論、責備,但不會遭到法律的懲罰的,而因他人行為導致婦女墮胎違背了儒家學說中的仁義道德,不符合統治者的統治期望,所以統治階級必將通過國家權力運用法律禁止這類行為的發生。在《唐律疏議》規定中將母親被毆后,在其保辜期內,因此而墮胎的,對加害人應按徒刑兩年論處,若在保辜期外,子傷死而死,或在保辜期內胎落但子尚未形成的,不以兵刃斫射人罪論處而是依照毆傷處理。[1]在宋刑統中注云“其有毆親屬、貴賤等胎落者,各從徒二年上加減之法,皆須以母定罪,不據子作尊卑。若依胎制刑,或致欺紿,故保辜止保其母,不因子立辜,為無害子之心也。若毆母罪重同折傷科之。假有毆姊胎落,依下文毆兄姊徒二年半,折傷者流三千里”[2]這里體現了統治者所倡導的儒家的尊卑倫理。《元史·刑法》中除記載:“墮人胎,七十七”[3],還對官員毆妻致使墮胎的進行了專門的規定,“諸職官毆妻墮胎者,笞三十七,解職,期年后降先品一等,注邊遠一任,妻離之。”[4]明朝時期,關于因斗毆導致他人墮胎的行為量刑比前朝法律更重,除了實施二年的徒刑外還要杖八十。同時規定了孕婦犯罪被拷問,應在產后一百日拷決,若官吏在孕婦未產時拷決而導致墮胎的,按照斗傷罪處理,但比照凡人減三等。元、明兩朝關于墮胎法律的規定同樣體現了尊卑有序、貴賤有等的思想,屬于統治階級集團內部的官吏能夠在法律中所享有的特權。《大清律例》中威逼人致死第七條規定:“婦人因奸有孕,畏人知覺,與奸夫商謀用藥打胎,以致墮胎身死者,奸夫比照以毒藥殺人知情賣藥者至死減一等律,杖一萬、流三千里。若有服制名分,本罪重于流者,仍照本律從重科斷。如奸婦自請他人買藥,奸夫果不知情,止科奸罪。”[5]在大清律例關于墮胎法律中對奸夫幫助墮胎進行懲罰,是因為這違背了統治者所希望國民所遵守的倫理秩序。中國古代墮胎法律雖無婦女、胎兒權利保護的意識,但因為統治階級對儒家思想的極大認同,使得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對婦女、胎兒進行保護,統治階級意志在墮胎法律保護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在中國近代墮胎法律中的體現
  清末修憲開始了中國法律近代化的進程,當時的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的法律太過殘酷,清政府為挽救統治危機,獲得西方國家的支持,開始移植西方法律。清末民國時期的中國墮胎法完全繼承了西方墮胎法精神,這是與當時統治階級意志相符合的。清末統治階級想挽救統治危機,民國時期統治階級想要建立一個像西方一樣的民主共和國家,這都決定了這一時期的法律會以西方法律為藍本,而將墮胎入罪也是必然,因為西方法律深受神學宗教的影響。在西方宗教神學思想中認為“人的生命是上帝創造的,從精子和卵子結合成孕的那一刻起生命就開始了,生命進程的全過程都應受到保護,任何用人工干預懷孕的做法都是違反上帝意志的不道德行為,墮胎則是兇殺行為,是違反了‘勿殺生’的誡命。”[6]
  為此,清末沈家本在“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進呈《刑律(總則)草案》折”中寫道了將墮胎列為犯罪的理由,他認為“墮胎之行為,戾人道,害秩序,損公益,本案故效歐美日本各國同例,擬以適當之罰則。” 而1907年的《刑律草案》作為中國最早的一部將墮胎犯罪進行專章規定的法律,開啟了墮胎法的近代化進程。此時的墮胎法并未繼承中國古代關于墮胎的相關法律規定,而是完全移植西方的墮胎法律。《刑律草案》中墮胎罪將犯罪主體規定為孕婦自己和他人。這里的“他人”不僅包括行為的實施者還包括幫助者,并且不會因為被害人承諾而免于處罰。從犯罪的行為上來看,墮胎罪包括自行墮胎的行為和他人施加暴力、脅迫或詐術致使墮胎的行為。從犯罪的形態上來看,墮胎罪的既遂和未遂都要受到法律的處罰。從刑種來看,該罪處罰的刑種包括:徒刑、拘留、罰金、褫奪公權之全部或一部。《刑律草案》作為引進西方墮胎法的開山之作,在婦女權利和胎兒權利保護問題上,完全體現西方墮胎法的精神,在此兩種權利發生沖突時,法律傾向于保護胎兒的權利,這是此前中國法律中未曾有過的現象。《修正刑律草案》、《欽定大清刑律》、北洋政府時期《暫行新刑律》其墮胎罪的規定在體例、結構、內容上都大致承襲《刑律草案》中墮胎罪的規定,只是在條文的順序有所調整,在量刑上有所變化。1915年《修正刑法草案》仍然是以《刑律草案》為藍本制定,只是在內容進行較大的修改。其中將原來法律墮胎罪中的“或處罰金”改為了“并科或易科罰金”,擴大了罰金的適用范圍;將墮胎之罪中的“褫奪公權”的適用作出了限制,規定只有在犯罪人犯墮胎罪被宣告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才適用有期褫奪公權;將“醫師、產婆、藥劑師、藥材商”墮胎罪專條調整為“第343條的第二款”,其原因在《修正刑法草案理由書》中寫道是因為這樣有利于條文的翻檢。1918年《刑法第二次修正案》中關于墮胎罪的規定無論是條文的內容還是體例結構上都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刑法第二次修正案》墮胎罪章的條文由原來的七條變為了五條,但從整體上看條文的分布更加合理,結構更加清晰,教唆孕婦墮胎、介紹墮胎及其方法、物品的行為列入了墮胎罪的范圍,又以墮胎為業者往往危害更深,但原條文不能涵蓋此類犯罪主體,增加營利犯作為墮胎罪的犯罪主體。1918年《刑法第二次修正案》繼續繼承西方墮胎法的精神,嚴格處罰墮胎行為,不存在免責情形,將宣傳墮胎方法等行為列入犯罪,使得胎權保護的極端化傾向加重,嚴重忽視了婦女在墮胎這一行為上所擁有的選擇權。1919年《改定刑法第二次修正案》除第312條第一款法定刑變為一年以下外,與《刑法第二次修正案》中關于墮胎罪的規定基本一致。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年《中華民國刑法》與《刑法第二次修正案》中墮胎罪條文并無差別。1933年《中華民國刑法修正案初稿》只是在《刑法第二次修正案》的基礎上改變了一些條款的法定刑,增加未受婦女之囑托或未得其承諾使之墮胎,從而導致婦女死亡或重傷的加重情形。1934年的《中華民國刑法修正案》則完全照搬1933年《中華民國刑法修正案初稿》中墮胎罪的內容。從1918年到1934年的墮胎法律的規定仍然是絕對的墮胎犯罪規定,從內容上來看,墮胎法律并無較大的發展。1935年《中華民國刑法》為絕對、僵化、極端的中國近代墮胎法帶來了一絲改變,其在1934年《中華民國刑法修正案》的基礎上,增加了婦女因疾病或其它防止生命上危險而墮胎的免刑情形。但總體來說,在統治階級意志的影響下,從清末到民國以來的關于墮胎的法律規定都體現了以“胎權”保護為核心,在婦女權利與胎兒權利發生沖突時,法律幾乎站在胎兒權利保護這一邊,這是完全移植西方法律的結果。雖然清末民國時期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墮胎法律制度,但當時的社會中的墮胎之風卻不因墮胎法的出現消退的趨勢,反而還越演越烈。   四、在中國現代墮胎法律中的體現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作為統治階級,出于對我國的人口增長過快的擔憂,將計劃生育政策便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寫入憲法中,在法律中對于墮胎的具體問題并未作出明確的規定。在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下,計生部門為完成國家的計生任務,強制大量的超生婦女進行墮胎,這是國家權力強行介入婦女選擇權的體現。1953年中央政府頒布了“避孕和人工流產條例”,墮胎在中國成為合法行為。因中國社會中深受“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思想影響,為了傳宗接代,傳統的沒有文化的中國婦女,特別是偏遠山區的農村婦女,在得知其所懷女孩時,大多數會選擇墮胎。墮胎的事例大量存在,導致社會結構和人口問題產生。1994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和200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法》中都規定“禁止非醫學需要的選擇性別墮胎”。2002年發布的《關于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的規定》,第六條規定:“經診斷,確需終止妊娠的,由實施機構為其出具醫學診斷結果,并通報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第七條規定:“符合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生育條件,已領取生育服務證,擬實行中期以上(妊娠14周以上)非醫學需要的終止妊娠手術的,需經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或所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計劃生育工作機構批準,并取得相應的證明。已領取生育服務證,未經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批準擅自終止妊娠的,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或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應當給予批評教育;在未確認事實前,暫不批準再生育的申請。”第十七條規定:“醫療保健機構和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機構的工作人員非法為他人進行胎兒性別鑒定或選擇性別的終止妊娠手術的,由衛生行政部門或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實施辦法》和《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予以處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因此,我國法律對于墮胎除采取性別墮胎絕對禁止這一規定外,妊娠14周以上非醫學需要的終止妊娠手術的需經批準。這樣既保護婦女的選擇權為核心,又在一定程度上兼顧了對胎兒的保護。這是我黨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的體現,在較大程度上平衡了胎兒權利保護與婦女權利保護之間的沖突。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國墮胎法律經歷“廢除了墮胎罪,允許墮胎自由”、“計劃生育、獨生子女政策”、“開放二胎”三個階段。國家權力在墮胎相關立法中起著絕對的領導地位,墮胎法律的內容隨著統治階級的意志改變而改變,而這樣的統治階級意志的改變則是我黨根據國情的變化而作出的。
  五、結論
  中國墮胎法律的發展主要經歷了古代、近現代、現代三個時期。不同時代的墮胎法律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并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從沒有婦女、胎兒權利的意識到以胎權保護為核心,再到婦女權利與胎兒權利之間的良好平衡,充分體現出統治階級意志的變化、發展。同時,婦女權利、胎兒權利、國家權力始終貫穿于墮胎法律問題中,如何平衡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統治階級意志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在中國現代墮胎相關法律中,統治階級利用國家權力將自己的意志介入到婦女、胎兒權利問題中通過國情變化來控制國家權力介入的多少來達到權利的相對平衡的模式,為以西方為代表主張墮胎非法的國家在平衡婦女和胎兒權利保護上提供了一個良好范例和解決途徑。
  【參考文獻】
  [1]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475頁。
  [2] 吳翊如點校《宋刑統》,中華書局1984版,第326-327頁。
  [3] 《元史》,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672頁。
  [4] 《元史》,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673頁。
  [5] 馬建石、楊育棠:《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版,第810頁。
  [6] 羅肇鴻、王懷寧主編,資本主義大辭典,人民出版社1995版,1096頁.
  作者簡介:廖俊文(1994.4—),女,四川省成都市雙流區四川大學法律史專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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